汤显祖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的三重境界
 

      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汤显祖因上疏直言朝廷弊政，触怒权贵，被贬至广东徐闻任典史添注。一路艰辛，初到贬所，他便发现“其地人轻生，不知礼义”，而前来向他求教的人又多到“户屦常满，至廨舍隘不能容”。此时恰逢朝廷拨银发下，关心民生教化的汤显祖当即与县令熊敏商议，可用这笔银钱“以谋于邑令熊君，择地之爽闓者，构讲堂一区”。此即最初历史上著名的广东贵生书院的来由，“贵生”二字取自古语“天地之性，人为贵”。而汤显祖以“贵生”为核心的教育主张便主要集中在他的《贵生书院说》《明复说》和《秀才说》三篇文章之中。

 

      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的说法早在战国末期的《孝经》中便有记述。在其《圣治》一章中，曾子向孔子请教：“敢问圣人之德，无以加于孝乎？”孔子答曰：“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人之行，莫大于孝。”后来《列子·天瑞》篇中也借荣启期之口言曰“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”。“人为贵”的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，汤显祖所秉，亦即此端，他为贵生书院立下了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天下之生皆当贵重”的训语，并在书院“训诸弟子”的过程中，将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的道理分三重境界进行阐述，深刻表达了他的民本观念。
 

 

       第一重境界，“仁孝之人，事天如亲，事亲如天”。汤显祖提出这个观点是有针对性的。当时徐闻等地百姓存在大量轻生自贱的现象，汤显祖认为，在祖先的古书如《孝经》《周易》中都蕴含有大量劝导人珍惜生命的论述，而这些地方教化落后，百姓不明道理，“止以形色自视其身”，才导致有了轻生自贱的民风。这些人认为所谓生命，不过是一身皮囊，舍之无碍。更有甚者惑于迷信，以为死亡不过是灵魂飞升，往去极乐。针对这一情形，汤显祖援引孟子的观点指出“此形色即是天性，所宜宝而奉之。知此则思生生者谁。”他认为，人应该珍视生命，因为一方面“天性”与“形色”，灵魂与肉体，天理与人欲，浑一无二，不可割裂，舍去“形色”再无“天性”，没有“肉体”更谈不上“灵魂”。因此不能将二者分开看待，更不能将“形色”等而下之。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“生生者”父母而已。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，他们身上都有着父母亲情这一最基本、最宝贵、最不可忽视的血缘和社会关系。生人者无非父母，因此“仁孝之人，事天如亲，事亲如天”，这样宝贵的生命，怎容轻易毁伤呢？

 

       事实上，这种“仁孝”的思想对汤显祖的人生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。他自幼年起便以才学名满天下，但却仕途蹭蹬以至于主动归隐回乡。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和尚，对佛家思想的兴趣日益浓厚，不仅将达观视作自己人生迷途中的精神导师，还在南京接受了佛教的受记仪式，禅名“寸虚”。但“事天如亲，事亲如天”的仁孝之道却不允许他在佛禅之路上更进一步，双亲尚在，子不远游。汤显祖便在家一边写作、排演戏曲，一边侍奉双亲。据邹迪光所作《临川汤先生传》记载：汤翁“与家人居，嗃嗃熙熙，相剂而出，笑频不假，而光霁自若。与其两尊人居，则柔气愉色，逆所欲恶而先意为之。”直至母亲八十五岁、父亲八十八岁高寿去世，而汤显祖也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去世，享年六十八岁。

       第二重境界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”。汤显祖引用《周易·系辞传》中的这句话，进一步向诸弟子阐述了“天地之生”与“圣人之位”的对应关系。所谓“生生之谓易”，天生地成、变动不居是世间最根本的道理，而生命则是在这永不停歇的变化中所产生的最宝贵的产物。而圣人法天象地，对天地间“易”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认识，因此提出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茫茫宇宙面对上天无穷而不止的变化，面对大地宽广而和顺的胸怀，只有君子才能以“自强不息”和“厚德载物”的精神效仿之。这也是为何生命为天地间之最“贵”的原因。

        那么圣人又为何要“以位为宝”呢？就是因为“有位者能为天地大生广生”，以位为尊，尊而有德。圣人又“何以宝此位”呢？这就要圣人以“仁”为本，以“位”为用，珍惜生命，爱护百姓。这就是说作为圣人，应当重视天地大德，关注天下之生，这既是对天地法则的顺应，触碰“天人合一”的途径，更是“权”和“位”的本质作用。这个观点突破了个体对自己生命的珍视，而延展到以一己之生对他人之生的关照，使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的思想内涵提升了高度。
 

        第三重境界，“大人之学，起于知生”。所谓“大人之学”，朱熹在《经筵讲义》中解释道：“《大学》者，大人之学也。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，有大人之学。小子之学，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是也。大人之学，穷理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是也。此篇所记皆大人之学，故以《大学》名之。”一言以蔽之，小人之学在乎技，而大人之学在乎道。《论语》有言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”，大人正是如此。“大人者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。其视天下犹一家、中国犹一人焉。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，小人矣。”

        汤显祖认为，大人之学就是欲通往“内圣外王”的思想境界必须研习的学问之道，是徐闻诸弟子在学习和攀登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。因此汤显祖便告诫弟子们，修习这种学问的关键在于知止。“止者，天命之性，而道义之门乎”。世间万物纷扰，皆由“天命”所致，“知天则知性而立大本，知性则尽心而极经纶”，我们的所思所想，所追所求，无不是以“天地之性”为本，本立则心宁。“止”是天命的一个状态，是由“生”至“圣”的一个阶段。故而“吾人集义勿害生”，更不应因一时受困便囚首垢面，如丧考妣。大人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沉着冷静，做到“素其位而行”，坚持“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”。因此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”，便是君子学习“大人之学”的关键所在，只有基于这种“知生”“知止”的内在从容，才能使“大人之学”发之于外，“知皆扩而充之，为尽心，为浩然之气矣”。这股“浩然之气”是汤显祖对如何“贵生”的具体阐释，是他指导徐闻诸弟子将“贵生”思想运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法和原则，更蕴含了他不计得失、不辞辛劳，开办贵生书院的一片苦心和他对徐闻弟子向学向上的期望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壬辰，汤显祖由徐闻“平移”遂昌县令，在收到徐闻乡绅来信告知贵生书院最后完工的消息后，仍在回信中说：“闻贵生书院成，甚为贵地欣畅。然必有人焉，加意讲德弦歌鼓箧其中，乃不鞠为茂草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