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事情的发生还要从汤显祖所处的时代说起。明代自嘉靖、隆庆以来，内忧外患，国匮民穷，大臣相轧，政局日坏。至万历之初，即位时才十岁的神宗皇帝朱翊钧，在陈李两太后听政、首辅张居正励行改革的十年中，国势稍见转机。但不久情况就发生变化，成年后的神宗因感权力制约，嫌其拘束，声称过去受人愚弄，乃于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，榜示其罪状，任用申时行等庸佞之人为首辅，且怠于临政，至汤显祖上疏这年，已多年不视朝了。朝廷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，上下官员贪污成风（就是此前的张居正本人，生前也毫无俭约的名声），加上全国性的连年灾荒，经济衰萎，民不聊生。汤显祖诗中曾有记述：“西北久食人，千里绝烟影”。广大的西北地区，老百姓在饥疫中挣扎，已到人群自相食的地步。当时，也不乏忠臣义士。如海瑞，在刚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时向皇帝提出条陈，建议采用重典以惩贪官污吏。此论虽如巨石投入死水，但结果反为士论所笑，说海瑞以圣人自诩，奚落孔孟，蔑视天子；兵部给事中张贞观在陕西洮州遭火落部侵犯而失守时，上疏请求“罢市赏，加意战守”；山西道御史万国钦、南京官员蔡时鼎、张守诚、刘应秋等纷纷疏劾首辅申时行，对其通贿护私、欺君误国的行为进行了全面披露，但招来的却是祸殃，其中万国钦被贬谪剑州（四川保宁）。汤显祖对这位江西同乡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愤慨，在他赴任路经南京时，写了一首长诗，即《万侍御赴判剑州，过金陵有赠》。  汤显祖对此义愤填膺。闰三月的二十五日夜，春寒料峭，他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神宗责难人们不讲实话，那我就把心中的实话都讲出来吧！他翻身起床，展纸磨砚，烛光之下，奋笔疾书。 奏疏开端说明了对辅臣科臣总的看法和上疏的目的后，即直抒己见，一针见血地指出首辅申时行一伙阴谋窃取权柄：“皇上威福之柄，潜为辅臣申时行所移，故言官向背之情，为时行所得耳。” 随后，汤显祖深刻地分析了其中原因，举出前不久御史丁此吕、万国钦、李用中等效“一喙之忠”，揭发科场、边镇欺蔽和冒籍之法，均遭申时行一伙打击报复的事实，言官们为怕失去富贵，只好“迥声敛气”，致使申时行等罪行累累，而无人弹劾；科道中无义之臣，认为皇上不能奖赏忠良，并不知道平日所得都是皇上爵禄。他甚至质问神宗：如果皇上能使公直者不失富贵，谁还会充当私邪者呢？如果圣上使私邪者不得富贵，则天下谁不做正直之人呢！  汤显祖愈写愈激动，对当时政坛的乌烟瘴气，怒不可遏。他不顾个人的安危，接着把锋芒对准申时行的亲信声名狼藉、被列入“八狗三羊”之中的杨文举等人。 他文笔犀利，淋漓尽致，形象地描绘出了一幅封建时期贪赃枉法的官场群丑图。奉命到江南督理荒政的杨文举，一路无钱不贪，无物不取，花天酒地，享乐腐化；任上广卖荐举，作弊刑事，欺上瞒下，愚弄百姓。对这样一个置灾情和生民利益全然不顾、作恶多端、猖狂至极之徒，在吏部的考察记录中，却说他是一个好官，可见当时皇帝的昏庸和社会的黑暗。万历年间有民谣说：“若要世道昌，去了八狗与三羊”。汤显祖的奏疏，反映了人民的意志。 汤显祖还十分鄙弃地列举出另一贪官胡汝宁。胡汝宁和饶伸同为江西进贤人。饶伸是一个正直的官员，当年，曾指斥右庶子黄洪宪利用科场私通关节，录取文章不通之士。胡汝宁为了自己爬升，不惜参劾饶伸，陷害这位同乡。他善于阿谀奉承，曾在天旱求雨之时，上疏禁捕蛤蟆，说只有这样才能感召上苍。然而就是如此的卑劣小人，却反能得到重用。 最后，汤显祖中肯地阐述了神宗经营天下二十年，“前十年之政，张居正刚而有欲，以群私人嚣然坏之；后十年之政，时行柔而有欲，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”，吁请皇上善用“爵禄”“人才”“法度”之权，开创“大有为之时”。还吁请神宗，特谕申时行，“急因星警，痛加省悔，以功相补”；还请求罢斥杨文举、胡汝宁等，选补素知名节者为都给事，以正风气。  汤显祖奏疏呈送后，对朝廷的震动不亚于天象示警，不同的是前者伴随着迷信愚昧，后者吹进的是凛然正气。正直言官由衷拥护，认为汤显祖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。奸佞者则恨之入骨。户部给事中王遵训首先跳出来，诬蔑汤显祖之所以上疏，是因为身居闲局，未被重用，心怀不满。四月二十五日，汤显祖被召见，受到神宗的严词切责。更为荒唐可笑的是，朱翊钧谕旨中竟然安慰那些元辅，“不必以浮言介意”。之后，杨、胡等更是肆无忌惮地为自己辩护和疯狂反扑。 朝廷昏暗，忠臣含恨。五月十六日，汤显祖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。但是，他的这篇《论辅臣科臣疏》的影响力，已经动摇了佞臣们的根基。本年六月，杨文举以病告归；两年后，即万历二十一年，杨文举和胡汝宁被削职为民，因接连受言官论劾，申时行也在该年被迫辞职。 |
